司门员外郎只是个过渡，没几个月，白居易就升为主客郎中（从五品），加朝散大夫、赐绯鱼袋（阿罗又有玩具啦）。五十岁这年，是白居易鸿运高照的一年，皇帝赐他为正二品上柱国的勋号，他老婆杨氏也封为弘农郡君，老白在渭上闲居、江州赋闲时一直标榜淡薄名利，但荣誉加身时，也不免十分得意：“得水鱼还动鳞鬣，乘轩鹤亦长精神。”
这时候，白居易当然有本钱在京城买房啦，他买的房子，在现在的大雁塔那个地方，叫昭国坊，有诗道：“游宦京都二十春，贫中无处可安贫。长羡蜗牛犹有舍，不如硕鼠解藏身。且求容立锥头地，免似漂流木偶人。但道吾庐心便足，敢辞湫隘与嚣尘。”
诗中的所谓“漂流木偶人”，是这样一个典故，出自《说苑》一书，说是一个木偶人和一个泥人对话，木人见天要下雨了，就笑道：“下雨后，你是泥做的，就成了一滩烂泥了，我却没有事”。泥人却道：“我淋成泥，无非返本归真而已，你被大水冲走，离开家乡，四处漂流，那才惨呢！”白居易这里是形容自己终于买了房子了，不会再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。
然而，有了权位，也有了是非。当年，有人举报科举不公，皇帝就命白居易临时任主考官，重新复试。风起于青苹之末，这次事件，标志着朝中的党争越来越激化。这年的十月份，白居易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（正五品上），这在当时，是相当荣耀的，所以后来有了“白舍人”这样的称谓。
当了中书舍人，就有资格在皇宫中值班，《千家诗》中选的这一首《直中书省》，就写出了此时的情景：“丝纶阁下文章静，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？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和很多中书夜值的诗相比，白居易似乎没有多么兴奋和激动，前面说过的韩愈，他当时的表现还记得吧？他在中书省夜值时狂呼：“身在仙宫第几重”，由此看来，韩、白二人的性格差距，还是相当大的。
年轻小伙唐穆宗，在史书上有“昏童失德”之称，处理朝政也是颠三倒四，没什么章法，当时朝中政党的斗争日趋激烈，用后来王夫之观史时的点评之语就是“宦竖与人主争权，谏官与将相争势”，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当了几天的宰相，后来就被排挤出朝堂。白居易见中书舍人这差事也不好当，还不如在外当个地方官悠闲舒服，本来他对权位就不是太热衷，因此上疏要求调任地方官。
于是，五十一岁的白居易被派到杭州当刺史，杭州在唐代是上州，品阶为从三品，而且杭州在当时就是鱼米繁盛、珠玑满市，青山秀丽、红袖翩翩的好地方。
在杭州，白居易相当畅快，他有诗说：“昔为凤阁郎（指中书舍人），今为二千石（指刺史）。自觉不如今，人言不如昔。昔虽居近密，终日多忧惕。有诗不敢吟，有酒不敢吃。今虽在疏远，竟岁无牵役。饱食坐终朝，长歌醉通夕。”朝中政治，波谲云诡，实在是太凶险了，还不如早点离开自由自在。这样的做法，虽然不是辞官归隐，但意味却约略相似，隐于闲官之位，这也是白居易的一大发明。
白居易在杭州，简政宽刑，筑堤疏井，做了不少的好事。转眼白居易秩满将卸任，他对西湖那是无比留恋，写有《西湖留别》一诗：
征途行色惨风烟，祖帐离声咽管弦。翠黛不须留五马，皇恩只许住三年。绿藤阴下铺歌席，红藕花中泊妓船。处处回头尽堪恋，就中难别是湖边。
这里所说的“住三年”，其实是连头带尾都算，白居易是长庆二年十月到的杭州，长庆四年五月离任。大概是从诏书一下，就算了。当然，更多喜欢八卦的读者，更着眼于“红藕花中泊妓船”这一句，正所谓“柳色春藏苏小家”，白居易蓄妓一事，也不用避讳，“何处春深好，春深妓女家。眉欺杨柳叶，裙妒石榴花。兰麝熏行被，金铜钉坐车。杭州苏小小，人道最夭斜”，也足以证明白居易和这些风尘女子多有来往。
顺便“八卦”一下，像樊素和小蛮，应该就是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时“收纳”的。四年多后，白居易在船上遇到刘禹锡时，可能让樊素唱歌给老刘听了，这才有“花面丫头十三四”之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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